医疗技术成果转化日渐受到重视，但目前来看，转化率还远不够。如何唤醒医疗科研“沉睡专利”，使医学科技成果转化走通“最后一公里”，考验各方智慧。

撰文 |汪航

花了1.31亿元科研经费，实施862个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率为0，广西某高校的这一科研成绩单近期引发争议，折射出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尴尬处境。

所谓科技成果转化，即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通俗来讲，就是把一些技术转化成实际产品，最终在市场上投入使用。

除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广西披露的报告指出，部分高校存在科技项目立项聚焦重点不够突出、科研项目结余资金闲置等问题。这一消息，将我国科研成果转化难的话题重回拉回大众视野。

在多名医疗管理者眼中，大型三级医院和高校的情况类似，既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又是科技成果较为集中的地方之一，却长期存在“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问题，导致本应成为科技转化高地的医院，实际成果寥寥，转化率远低于其他科技领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学科规划处和大设施管理处处长林靖生同样向“医学界”表达了对这一现状的担忧。他认为，医院对促进医药科技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优质的医疗资源能带动产业发展，政府也一直在鼓励医务人员投入科研，促进医学科技成果转化。”

但多名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医疗机构的科研转化依然整体比较薄弱，来自政策、体制机制、转化渠道等方面的障碍依然掣肘。如何唤醒医疗科研“沉睡专利”，使医学科技成果转化走通“最后一公里”，考验各方智慧。

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图源：国家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瑞金基地）

政策鼓励，医生却觉得“可做可不做”

大约五年前，华东地区某三甲医院医生张晓感受到，“科技转化”开始成为各大会议的高频词。他以前的工作重心在临床，科研只占了两成比例。现如今，医院对科研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往“躺”在书面或报告中的成果，被要求尽可能通过转化应用于临床诊疗之中。

变化源于政策推动和社会对医学创新的重视。“医学界”注意到，从2015年至今，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在尝试不同策略，鼓励医生投身科技成果转化，寻找转化的最佳路径。

国家层面，近年来，我国相继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及《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了从修订法律条款、制定配套细则到部署具体任务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三部曲”，为研发资金管理、研发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专利资助及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铺平道路。

今年发布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3版）》中还提到，“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和“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的逐步提高，成为年度考核的定量要求。其中，“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为国家级监测指标。

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各个地方陆续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文件和实施办法，使我国医学科研成果在产业化的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加速，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来自临床一线医生却并不总是积极。

以张晓早期参与推动的一款脑动脉瘤手术器材为例，科室团队在原器材基础上经改良后，提高了手术安全性和实施效率。在将这一器材从单个科室转化、推广到整个市场的过程中，他说自己“一头雾水”，经常碰到各种问题。

通常而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与传统的科研管理有很大不同，其操作周期长，涉及的专业领域多，对参与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而对多数临床医务人员来说，临床之外的需求并不是他们的长项。

张晓介绍，在验证产品的可行性和效果后，研究团队需要确定技术或产品的优势、潜在应用，涉及到法律、价值评估和商业环节时，他知之甚少，有时去医院科研处咨询，连工作人员也回答不上来。

“特别是在初期，其实是被政策在推着走，但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大家一起摸索，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有时候也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即便张晓团队坚持转化，归属权和监管压力也使其更为谨慎。这是因为，医务人员隶属于医院，其申请的专利一般为职务发明，所有权大多也归属于医院。

将专利转让或许可给非国有企业后，面临巡视审计时，由于产品估值的不确定性及市场价值波动，又可能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这也正是张晓在实际转化中的最大担忧，一旦被纪委或是审计部门调查，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

据他透露，医疗行业不缺专利数量，但真正能从临床转化到市场的产品少之又少，以他自己为例，由于产品的价值评估和转化金额存在出入，加上流程繁琐等原因，他的这一专利并未成功转化，市场上业已出现替代产品。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张晓还提到，重专利数量而轻质量是科研领域的普遍问题。对医院而言，专利大多与医务人员申请课题和晋升职称等利益密切有关，少有人会以临床实际需求为出发点进行专利布局。

这造成的后果是，医生的利益诉求一旦达成，很难再有动力去一步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部某省份的医疗专利数量名列前茅，但多为“僵尸专利”，大多数医院的成果转化数量为个位数，形成专利虚假繁荣和“泡沫化”现象。

可见，当专利成果与实际需求相脱节，高价值成果自然较少，而转化流程繁杂及前景不明确又使医务人员即使有可供转化的专利成果，也会因规避谴责风险而消极对待转化流程，进而造成医院可转化科技成果潜力无法释放的局面。

转化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

作为瑞金医院学科规划处和大设施管理处处长，林靖生理解临床医生们的顾虑，“难处大、有风险、好处少，那索性就不干，专心把临床工作做好。”

他向“医学界”介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前承科学研究，涉及人才、知识产权、成果资产、科研经费、政策法规等多个要素，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绝非一个科室、部门或机构可以独自承担。

2016年，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建设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项目（简称大设施）正式在瑞金医院启动建设，作为国家级转化医学研究机构，大设施由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同管理，是我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转化医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2018年左右，为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瑞金医院提出了一个新模式，即参照美国斯坦福及其周边科技企业的集聚方式，以医疗机构为原点，将研究机构、企业、资本、市场等各方汇集起来，形成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生态圈。这一想法随后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

政府出台政策，医院搭建平台，轮到一线医务人员实际转换时，“张晓们”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林靖生将其总结为三大瓶颈：灰色地带、分配不明确和监管边界模糊。

“相关部门一开始在制定科技成果转化的上位法时，参照的单位是学校，并未明确医院是否也是科研机构，这造成转化主体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林靖生举例称，科研院所和高校肯定是科研机构，但多数医护扎根临床，研究只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并不完全称得上是研究员，“身份界定模糊的情况下，医护很难放开拳脚去做。”

随着政策完善，这一现象的影响已逐渐降低，随之而来是更严峻的价值评估和利益分配问题，这也一直是医院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的重点和难点。业内普遍认为，科研成果作为一种无形国有资产，很难确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的确切经济价值，即便从临床走向了市场，其估值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难以稳定地评估其价值。

而在转化形式方面，公立医院成果转化主要有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入股投资三种方式。目前，大多数公立医疗机构专利许可主要以一次性转让为主，一位医药投资人告诉“医学界”，前两种方式操作简单，但并不适合高水平医学成果转化，因为它们更看重即时效益，医院难以在与企业方的价格谈判上取得优势，往往导致成交价格不高。

并且，在转让和许可的后续开发过程中，研究者的参与度较低，很难形成相对稳固的“产学研”联盟合力开发。投资人称，“医学产品的转化复杂、漫长，企业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肯定希望和专利持有人及其所在的医院‘绑定’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便于后续的研发、推广等。”

在实际转化过程中，“医学界”了解到，一些转化成功案例已在着力破解这一难题。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周道民项目团队为例，其在“国产人工听觉脑干植入系统”中的相关研究取得突破后，在医院转化办公室的服务下，将7项专利技术排他许可给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该套系统已通过型式检验，并已开始临床试验。

这一项目采用“专利许可+合作研发”的转化方式，项目总金额3000万，其中成果转化金额1000万+后期3%受益。该转化模式的好处是，既解决了研究项目团队缺乏早期研发经费的问题，同时也减少了企业的投资风险，使项目持续推进。

除了转让和许可，作价入股投资是一种被寄于厚望的转化方式。通俗来讲，它是医生、医院和投资人三者之间通过利益分配来划分公司股份，并按照事先协商好的价格和比例进行计算的方式进行专利转让，达到以合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不同于前两种方式，作价入股投资使供需双方利益捆绑，各自发挥其优势。此外，供方技术所形成股权会动态增值，因此国有资产流失风险较小。但业内人士普遍反映，多数公立医院尚未完全打通作价投资途径。

2016—2020年上海某高校12家附属医院转化项目情况显示，5年间没有医院通过作价投资实现转化的科技成果。这项研究认为，作价投资受限不仅阻碍了研究者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化金额的大小。

无法打通一个重要原因是，2012年人社部和监察部发布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医生不能占有企业股份。还有一些管理机构明确，不允许公立医院或医生以代持方式成为公司股东。

此外，林靖生还补充道，虽然转化制度和流程管理已经较为畅通，但在操作层面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关联交易。

“医院和高校不同，学校成果转化后不是卖给学生，但医院的最终成果必然会应用到临床上，你自己肯定得带头用。”他解释称，这就造成医院采购环节是否会涉及到成果完成人的利益关联问题，即医生兼具“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

让更多科研成果顺利走到产业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于去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推进医学技术创新，以形成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趋势。

具体包括，面向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医药卫生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加强基础和临床研究，推动原创性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和新策略等的产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主要用于对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健全职务发明制度等。

这也意味着，国家层面已引导和布局医疗创新和技术发展的重点攻坚领域。不过，对公立医院而言，要想形成对原创性临床新技术从研发到市场应用的全方位保障，仍然并非易事。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8%，低于全领域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转化率20%，更是远低于美国和日本接近70%的同领域比率。

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上海市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依托丰富的医疗资源，近年来上海各级部门也发布了诸多政策来促进医药成果转化。其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瑞金医院成为首批基地，为医院临床成果转化打开了一片政策试验田。

实际上，这两家医院主要在做两件事：医生作价入股和自研自用。以瑞金为例，其在转化主体、自研自用、定价、采购等重难点环节进行了探索，并形成发展细则，为政府制定后续政策提供参考。其中一项变化是，从规培生到护士再到行政人员，只要有医学专利发明者都可作为转化主体，进行后续转化流程。

与此同时，医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并推动转化主体以作价入股形式进行专利转让，以提升转化效率和成果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医疗科学成果转化绝非一两家医院的事。“医学界”关注到，针对前述公立医院成果转化现存的突出问题，业内人士一直在积极探索。比如上海在一个月内，已连开了数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行业研讨会。

以8月2日上海市健贤医疗行业创新研究院承办的“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讨会”为例，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和众多临床医生、政府官员、知识产权专家、律师、企业家和投资界等资深人士悉数到场，讨论为何让临床和产业结合地更加紧密。

上海市经信委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刘厚佳表示，政策一直鼓励医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但当前医学产业化达到的状态距离理想情况还有一定差距。他建议，中山和瑞金医院作为试点单位要起到示范作用，“每个医院成立一家公司，至少有一个医院自研的产品投入使用，这样就会有实际经验可供参考。”

在中国医学创新联盟最新发布《2022年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排行榜》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连续两年位列专利转化榜和综合榜榜首。该院学科规划处处长、成果转化办公室主任许锋在谈及医工转化时提到，“确权”在合作中至关重要。

“我们医院鼓励合作，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二次开发、三次开发的问题，怎么去确权？是大家一人一半，还是产生新的专利一人一半？况且我们回过头来想，这个成果到底属于谁？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回避可能会造成灰色的地带，反而讲不清楚。”许锋还呼吁，关注医生待遇和参与成果转换后的职称评定等问题。

这些实实在在的研讨内容，正在一步步落实。8月8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一大亮点是，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全部或部分所有权，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

具体而言，试点单位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将单位所持有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部分赋予成果完成人，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成为共同所有权人；也可将留存的所有权份额，以技术转让的方式让渡给成果完成人，科研人员获得全部所有权后，自主转化。

同时，试点单位要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人员的岗位保障和职级晋升制度，根据科技成果转化和专业服务人员的人才特点，分类建立岗位考核、职称晋升机制，并在满足一定情形的条件下，不予追究相关人员决策失误责任。

一位接近政策制定的人士透露，未来，政府部门将持续厘清科技成果转化的范围与红线，明确价值评估，探索作价入股投资等内容，让更多科研成果顺利走到产业端。

来源：医学界

责编：吴小飞

编辑：赵   静